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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警示柱”进社区 近日,在潍坊市中和街社区居民娱乐健身场所内,市民正在观赏休憩长廊上的“警示柱”。据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近日奎文区开展了“廉政进社区”活动,该社区把廉政小故事以漫画形式贴在休憩长廊的柱子及社区的树干上。 
中国漫画:“营养不良”?(新书摘录)中国早期的漫画家有很多都尝试吸取西洋画法,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两种极端来。《中国漫画史》里选登的潘达微的两幅代表作《富人代表》和《龟仔抬美人》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前者是“毛笔素描”,老守财奴繁复的衣物纹理、背墙上的阴影都是纯素描技法的产物,后者画四个乌龟抬着一顶轿子,笔画寥寥,是传统国画的风格。不看说明,谁也不会知道两幅画出自一人之手,就连各自配的一段长长的题词,其书法都截然不同。 但是图文结合的传统却毫无悬念地延续了下来。题诗、题词的习惯仍然普遍存在,后来的丰子恺、华君武都是个中好手;同时,由于缺少写实绘画的训练,使用毛笔的漫画家们生怕读者看不懂自己的比喻,习惯性地诉诸文字来说明意图,或者干脆直接在画中角色的身上注上文字。这种图解的做法让早期时政漫画普遍缺少一种必要的含蓄,画家总是竭尽所能丑化他们所憎恶的人(如1907年《民报》增刊中刊登的把“曾左李”画成蛇、狗、鱼的漫画,又如钱病鹤把袁世凯画成杀人猿猴的著名的《老猿百态》系列);因此,这些漫画的政治宣传作用高于艺术本身。 到1936年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漫画展时,中国漫画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时代、阶级和心理都无法为漫画提供足够的营养:漫画家蒙受国耻家仇,被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沉沉压倒,无法获得成为一门“艺术”所需的相对从容与宽松的心态。这是中国漫画的不幸;在对夸张、变形、比喻、拟人的运用上,中国漫画家总显得既过急——急于表达感情,又过简——简单的比附、丑化。 (中国漫画史 甘险峰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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